第六章 洋务运动与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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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的业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的原因
“洋务”二字并非李鸿章专用，然而，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为李鸿章作传，就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来总结和概括李鸿章二十多年来为之奋斗的事业。
因为洋务运动，李鸿章被迂腐的文人唾骂；因为洋务运动，李鸿章被世间追名逐利的功利之人吹捧；而我之所以一方面责怪他，一方面为他感到同情和惋惜，也是因为洋务运动。有人说李鸿章不懂洋务，依我所见，中国那些所谓的洋务派，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如果说李鸿章懂洋务，那为何其他国家靠着洋务都兴盛起来了，而中国却因为搞洋务而逐渐衰落呢？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李鸿章只懂得洋务，但不懂国家事务，他认为所谓洋务，就是洋人办的事务。
现在，将他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后、中日开战之前，所兴办的各项洋务列表如下：
（续表）
李鸿章所兴办的洋务大概就是这些。总而言之，主要有两件事务：其一是军事事务，如购买战船、购买武器、制造船只、构筑炮台、修缮船坞等；其二是商业贸易，如修建铁路、开设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期间也开办了一些学堂，并派出部分学生外出留学，但其目的是服务于军事，或是培养翻译人才以便于与外国人交流。在李鸿章的认知里，西洋人的长处大抵就是这些。
李鸿章在海军和陆军事务上倾尽全力。他以骁勇善战而建功立业，而他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与西方军队长期接触、并肩作战，了解了西方军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的威力，并用这些武器装备来武装官军。
因此，平定叛贼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官军的实力足以平定内乱，却难以抵御外侮。因此，他战战兢兢地将发展军事作为头等大事。这种眼光确实比一般人高出一筹，并且他将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了这件事上。****爆发前夕，李鸿章手下的兵力如下表：
北洋海军兵力表
（续表）
附水雷船
直隶淮军练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淮军练勇二万余人，其略如下：
以上合计共四十九营，两万五千人左右。
李鸿章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了经营海军和陆军上，并自认为有一定把握。光绪八年（1882），法国在广西挑衅滋事，朝廷商议在北京城周边设
防，李鸿章上书说：“臣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训练军队，购买新式武器，因为经费短缺，使我的设想不能全部实现，但临阵对敌，还不至于让皇帝您担忧。”这一番话，足以显示李鸿章的自信。不想，****刚刚爆发，巨大的战舰不是被重创受损，就是被日军缴获，淮军和陆军屡战屡败，声名扫地。剩下的那些残破的战船又经过了与八国联军在天津塘沽的战役，与罗荣光、聂士成一起化成了灰烬。至此，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三十年间的积淀、谋划和布局都化为乌有。直到李鸿章死的时候，他苦心经营的天津大本营仍在外国人手中，没能收复。唉！李鸿章啊李鸿章，我知道你在九泉之下也不能瞑目！
李鸿章之所以失败，一半是因为朝廷中有人拖他后腿，一半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而他自己的部分，一半是因为用人不当，另一半则是因为他见识不足。当时正值他建功立业、声名显赫之时，因而他高估了自己，认为天下之事没有能难倒他的。对那些曾经的老部下，他顾念旧情，让他们互相举荐，委以重任，却并不在乎他们是否适合这些岗位，以至于事情发生时总是错失良机，影响大局，这是第一个原因。他只知道训练新兵，却不知道兵从何而来，只知道筹集军饷，却不知道军饷从何而来，做了许多与大局无关的琐事，最终一事无成，这也是原因之一。下一节我会更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
李鸿章所操办的商务也成效寥寥，没有别的原因，而是被“官督商办”的原则拖累了。中国人天生擅长经商，如果政府能为百姓制定商法，开拓商业市场，并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就不会浪费土地和人力资源，国家富强也指日可待。但现在每要开发一个新的商业项目，就必须上奏朝廷，朝廷则派大臣前去监督办理，即使派去的人选合适，也会因为是代他人办事而生出许多事端。如果派去的是奸诈、腐败的官员，他们则会靠着手中的权力牢牢抓住相关事务的管理权，抓住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如何不让入股的人寒心，那些准备从事商贸的人又怎会不裹足不前呢？因此，中国的商贸事业之所以发展不起来，都是因为李鸿章所提倡的官督商办带来的恶果。
因此，我敢论断，李鸿章实在是不懂国家事务的人。他不知道国家为何物，不
知道国家与政府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力范围，不知道身为臣子应承担的责任。对于西方国家为何能富强起来的真实原因，他并不能从中窥探一二，而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无不优于外国，比不上他们的只有枪、炮、船、铁路和机器，只要学习了这些东西，洋务的事宜也就大功告成。这也是近年来举国上下谈及洋务的人的普遍论调，李鸿章则算得上是这一派人物中有三十多年资历的老前辈了。正所谓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越模仿只能越丑陋，最终一事无成，这是必然的结果。
尽管如此，李鸿章的见识还是远远超过普通人。比如，同治十一年（1872）五月，他在关于不可以裁撤轮船制造的二次讨论的奏折中说：
臣发现，近一百年来，这些欧洲国家从印度到了南洋，又从南洋到了中国，闯入中国边界，深入中国腹地，此事前所未有。过去未能和我国通商的国家，无不是带着金银财宝来请求通商互市。我国的皇帝如同天朝上国一般，用签订通商条约的办法来笼络这些国家。现在他们相隔万里，却都聚集到中国来，这是三千多年来国际局势的一大变化。靠着他们制作精良、威力巨大的枪炮和轮船，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中国人以前使用的武器没有他们先进。如今，还吵着闹着要排斥西方，想将他们驱逐出去，简直是一派胡言，想用和平的办法来保卫疆土，也不是没有武器能办得到的……那些士大夫局限于圣贤的道德教化之中，无视千百年来大势的变化，他们满足于苟且偷安的现状，而不去回忆一下二三十年前遭受重创时的痛楚，也不去想想千百年后，要靠什么来安邦定国，抵御外辱，停止建造轮船的提议也是由此引出的。愚臣所见，国家的任何经费都可以省，惟独训练军队、巩固边防、制造枪炮和战船方面的经费不能省。如果省了这一块，就是什么都打算抛诸脑后了，国家自立繁荣的那一天也永远不会到来。
光绪元年（1875），因为台湾发生事变，他在筹备建立海防的相关奏折中说：
现在，总理衙门要陈述六项内容，其中包括目前的当务之急和日后的长远打算，这是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其中难以马上办好的事是人才难得，经费难筹，派系之争难以消解，固有
的习气难以根除。如果还是走老路，就算从早到晚都忙于加强海防，也无异于画饼充饥。因此，当务之急是破除成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历朝历代的边防，重心都在西北，那里的强弱对比关系现在已相对稳定，而且还有中外边界的限制。现在的问题在于东南地区，海疆绵延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去自如，各种势力盘踞在京城和各省，表面上号称要和平友好，实际上正打着要吞并中国的算盘。一个国家滋事，各国都跟着煽风点火，这实在是数千年来闻所未闻的新形势。西方国家的轮船和电报的速度很快，瞬息之间就能抵达千里之外，新式武器的威力也较之前强大百倍，这也是中国数千年来未曾遭遇的劲敌。外患变幻莫测，我们却应循守旧，用老办法来对付，就像医生治病，不问有何症状，而一味地按照古时候的方子开药，肯定不会见效。在1**0年后，洋人入侵我国的势头越来越猛，爱国志士无不慷慨激昂，纷纷想将异国人驱逐出境。这些局外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艰难，若要问他们如何自强，如何抵御外辱时，一个个茫然无措、哑口无言。臣涉及洋务事宜已很久了，见闻较广，对敌我的长处与短处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如今，财力和人力都不充足，又拘泥于旧制，受限于众人的议论，想要振奋起来做一些事情也很难。《易经》上说：“穷则变，变则通。”如果不变通，无论是战还是守，都是靠不住的，讲和也并非长久之计。
李鸿章又说：
现在，那些刻板的读书人多认为兴办洋务、对外交涉是件丢人的事情；那些善于投机取巧的人则避开洋务，把它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如果朝廷不能花费力气，弘扬新风气，破除那些阻碍洋务发展的旧习俗，找到富国强民的有效方法，那么天下危险的局面早晚有一天会降临，日后缺乏人才的情况，将比现在更为严重。中国如此泱泱大国，却永远没有自立自强的时候，这不仅让人忧虑，更让人觉得耻辱。
如此看来，李鸿章知道中国正处于三千年一遇的大变局之中，也知道如果满足于现状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也有意于寻找安定国内、抵御外敌的办法，也知道古人的办法不能解决新的问题，也知道除非维新变法，无论是战是和，结局都不乐观，也知道不
消除派系间的界线、不废除传统旧习，就只能一事无成，甚至知道日后人才匮乏的局面会比今日更严重，以中国之大，却永远不能自立自强。其言辞之悲痛，我今日读来仍热泪盈眶。李鸿章如此忠诚，洞察力如此敏锐，而且久居高位，手握大权，却只获得现在这般成就，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却不知道有内政；只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有国民。他每日责备他人不识时局，自己却首先看不清大局；每天责备他人派系之争，难以消除旧有习气，自己却同样深陷其中。如此看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他并不知道，如今的国际竞争，依靠的是国民而非国家；他不知道欧洲各国之所以能化解派系之争，推行富国强民的新政，改革的动力是自下而上，而非自上而下。这种动力之所以得以迸发，总要依靠一两个有觉悟、有实力的先行者进行引导和指路，随着改革风气的逐渐形成，再发动下层百姓加入进来，这样一来没有不成功的。倘若李鸿章不知道这些，不忧虑这些，也就罢了。然而，既然他知道这些，并为此而忧虑，那么凭着他的声望和地位，对上可以劝说皇帝，号令百官，对下可以制造舆论，号召百姓，只可惜他并没有这么做。因此我才说，李鸿章的问题在于他不学无术。所以说，他是时势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时势的英雄。
然而，事情换了地方就会有所变化，人换了时代也会不同。我们这些生活在今天的人，用这些大道理来责备李鸿章，我知道他肯定不会接受。他常说，局外人对局内人的艰难并不知情，言辞之中流露出隐隐作痛之感。援引《春秋》里“责倘贤者”的说法，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但试问当下的四亿中国人，又有几个具备先行者的资格呢？我批评李鸿章，也不能因为那些刻板的读书人和急功近利之人，或为传统道义所束缚，或为眼前形势所迫，而宽恕李鸿章的错误，但也不能允许他们跟着我一起胡说。更为重要的是，李鸿章不失为一个真英雄，他的不幸在于，偌大一个中国，竟没有所谓的无名英雄紧随其后，因此他虽然付诸了行动，却不能成功。对于他的遭遇，我深感悲痛。
从这章之后，李鸿章春风得意的岁月结束了，而他失意的时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