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3章宦官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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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诛除梁冀之后,桓帝为收揽人心,第一件事不是改变梁冀执政之时的诸多弊病,而是论功行赏。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均被封为县侯,单超功劳最大,食邑两万户,后又封为车骑将军;其他四人各一万户,世称“五侯”。中常侍侯览呈上五千匹缣,桓帝赐以关内侯,不久又晋封为高乡侯。就连小黄门刘普、越忠等八人都被封为乡侯。从此以后,东汉政权又从外戚手中转到宦官手中。宦官在心理上本就异于常人,此番夺取大权,还不如梁氏掌权之时。他们一心为了满足自己,无恶不作、任意妄为,搞得天下大乱、民怨沸腾。
延熹三年(公元160年)单超死时,桓帝赐以东园棺木以及棺中玉器,出殡时调动五营骑士、将作大匠建造坟墓。此时的桓帝,在亲政掌权之后,其懦弱性格日益显现出来,并在宦官的制约下,变得不明是非,暴虐无能。徐璜的侄子徐宣,在担任下邳令之时,暴虐无道、鱼肉乡里。他不仅不将天下百姓放在眼里,即使是汝南太守李皓,在被他视如草芥。他曾经强制要求娶李皓的女儿,遭到严词拒绝之后,便带领士兵将其女儿抓了过来,百般羞辱之后将其射杀。李皓知道了这件事情,也只能徒呼奈何,直到东海相黄浮知道此事,便下令抓了徐宣一家,将其处死,以正律法。宦官徐璜为报仇便纠集了一干宦官,在桓帝耳边大肆进谗言,桓帝当即大怒,不问因由便诏令治狱,将东海相黄浮判了髡钳重刑,谪入左校做苦工。
其实,皇帝之所以会变得如此不堪,是有深刻的原因的。一方面,这些宦官都为桓帝亲政立下了汗马功劳,皇帝执掌大权,当然不能忘恩负义。另一方面,则是皇帝在此时已经是孤家寡人一个,在身边没有任何可堪大任的人才可用,只能仰仗宦官。最后,则是因为桓帝在夺权成功之后,宦官为了博取他的欢心,想尽各种办法,可谓煞费苦心。时间一久,桓帝便沉溺于享乐,逐渐荒废了国家大事。这就引起了新兴士大夫势力的不满。而在天下寻常百姓眼中,更多的人是选择支持士大夫的,然而,他们毕竟和宦官的根深蒂固不一样,在实力上远远比不上宦官。两派在根本利益上的不同,注定会演变成一场轰轰烈烈的冲突。
这一天终于来临,事情的起源还需要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说起。对于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人人莫不怨声载道。而正在此时,宦官赵津、侯览等党羽与张泛、徐宣等人借着桓帝下诏书大赦天下之际,加速自己的不法行动,这样一来,自己便可以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即使被抓住,也可以在大赦之时免于惩罚。而在此之前,由于宦官屡进谗言,桓帝又对其信任不已,朝中大臣大多被压制。士族官员成瑨、翟超、刘质、黄浮等早就看不惯宦官的言行,当此之时,虽然势单力孤,却依然不畏权贵,在大赦以后按律处置了这些人。宦官等人向桓帝进言,说他们纠结在一起,毁谤朝廷,危害社稷,桓帝听信一面之词,重处了这些官员。宦官见有机可乘,遂借机对朝中不满他们的臣属进行打击。
一时之间,朝廷之上可谓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维持局势的稳定,为平白无故蒙受冤屈的官员平反,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二人一起站了出来。他二人位极人臣,朝中士人皆是唯他们马首是瞻。针对当前宦官乱政、桓帝被蒙蔽的事实,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与其他士族官吏进行了严密的商议,可惜还是走漏了风声,被宦官们提前察觉,向桓帝告发说,士大夫群集,欲对桓帝的执政现状进行诽谤。果然,第二天,太尉陈蕃、司空刘茂二人便在大殿之上一起向皇帝进谏,桓帝一听,顿时心中不悦,要不是这二人都是朝中重臣,这么多年以来对汉朝也算得忠诚可嘉,桓帝几乎就要当场发作。刘茂见状,其胆小谨慎的性格便迅速占据了上风,原来商议好二人同时上书的事情,也只能半途作废。遂剩下陈藩一人独自上书,为遭受陷害的官员辩解,要求桓帝“割塞近习与政之源”,清除宦官乱政的不正之风。桓帝闻言,果然和昨天中常侍等人所说的一样,欲要结党营私,打击忠心于自己的宦官们,只是这陈藩树大根深,一时之间还不好对付,桓帝便决定不理他,而宦官等人则因此更加嫉恨士大夫们,虽不敢加害名臣陈蕃,但对其他人则大加报复。
虽然朝中大臣、地方官员以及民间百姓大多站在士人一边,纷纷指责宦官乱政,为非作歹,排斥忠良。可惜毕竟相信宦官的是皇帝,刘志一声令下,天下莫敢不从,结果这些站在士族一方的官员被纷纷免官,成瑨、刘质等最终在狱中被害,岑晊、张牧等人逃亡得免。此时的河南尹李膺,对于朝局变动的情况也时刻关注着。之前宦官党羽张成之子因为宦官的庇护,在大赦之前公然了结私人仇怨,杀害了一人。李膺负责查办此事,宦官阉党见桓帝即将大赦,对此事也没有放在心上,哪知道李膺在大赦期间,对于张成之子的罪行压下不审,专门等到大赦过后,再行定罪,以排解自己心中的愤懑,将宦官及其党羽绳之以法。不久,按照当朝律例,李膺处死了张成之子。张成闻讯,心中大痛,心想:此仇不报枉为人,连夜向宦官禀明此事,要求他们念在自己忠心不贰的份上,为其亡故之子报仇雪恨,宦官对于李膺处处与他们作对之事,早就心怀不满,欲要施以惩戒。于是,宦官一党遂让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结党营私,诽讪朝廷,扰乱民众。从此,士大夫与宦官间的矛盾就此爆发。
桓帝闻言,当即大怒,遂诏告天下,逮捕并审理党人。御史中丞陈翔、太仆卿杜密等重臣及陈寔、范滂等士人皆被通缉。太尉陈蕃知道这是宦官之奸计,遂以“罪名不章”为由拒绝发布署诏书。宦官见桓帝颁布的诏书,因为没有太尉的批准无法生效,便向桓帝进言,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李膺、陈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狱,受三木酷刑(他们的头颈、手、脚都被上了刑具,叫做“三木”,然后被蒙住头一个个拷打)在狱中关押了一年多而不改其辞。
司隶校尉李膺等二百余人受诬为党人,一并犯罪被监禁,这些人大多是天下名士,民间所认同的“贤人”。度辽将军皇甫规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桓帝连自己一块儿治罪。桓帝没有理他。陈蕃再度上书,以夏商周三代之事劝谏,言辞激切,桓帝嫌他多嘴,以陈蕃提拔的人才不好的罪名免去了他的太尉一职,改以光禄勋周景为太尉。司空刘茂深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也连同一批士人,向皇帝进言,请求赦免士人官吏的罪责,可惜桓帝此时已经彻底被宦官所迷惑,大权也大多掌握在宦官的手中,不久,司空刘茂便以协同之罪被罢免,改以光禄勋宣酆为司空。
后来桓帝窦皇后的父亲槐里侯窦武同情士人,上书求情。
桓帝闻言,心中暗想,此事大可就此为止了,因为朝中反对宦官的大臣几乎全部遭到打压,物极必反,没有必要激起他们全部的变动。而宦官虽然好用,但如果权力太大,则非社稷之福。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桓帝颁布诏书,大赦天下,全部免除党锢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