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的施政与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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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官的施政与教化

做人需要做人的原则和技巧，为官也是一样，为官也须有为官的原则与技巧，以求全事保身。为官须做到公正廉洁，须爱护民众，这是前面已经阐述了的洪应明所论及的为官原则。此外，“畏小民”与“畏大人”，也是洪应明所论及的另一条为官原则。国人有传统的敬畏之心。如《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同人或因有敬畏之心，或因无知故无畏，从而在境界中造成本质上的差异。

而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对于“小民”般的百姓民众，也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招来豪强蛮横的骂名;为官者对于“大人”今天所说的“上级”，应该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产生放任恣欲的意识。

这是一一种十分清醒的意识，对此，可举例来说明。

唐太宗与魏征是一对千古名君名臣，不少人知道魏征敢于触犯龙颜，敢于不顾一-切地极言直谏。但是，魏征并不鲁莽，他有他的准则。魏征向唐太宗说自己可以做个良臣，却不能做个忠臣。唐太宗不解，魏征就说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谓的“良臣”，流传千古，能辅助君王得到美誉，同时，他的家族也能兴旺自己的名字或许不易，子子孙孙可以繁衍。所谓的“忠臣”，碰上--个无道的君王，则有随时被诛杀的可能，在国破家亡之后，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之类的美誉。可见“忠臣”和“良臣”差别之大。

这番既在理，又包含着称誉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连连点头，也表达了魏征的敬畏。因此，魏征的直谏，并非胡意乱来，他讲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应。这-点，唐太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曾对别人说:“人们都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却见到他的妩媚。”(即《龙文鞭影》所说的“魏征妩媚”)由此，可见居官者“畏大人”的必要。

还是再以魏征向唐太宗的劝谏之言，说明“畏小民”的必要。魏征多次劝唐太宗要切实地以隋朝亡国作为治国之鉴。为此，他将君王比喻为舟，将民众比喻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强调君王要爱护民众，要轻徭薄赋，使民众真正得到休养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身为一国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用强取豪夺的手段把民众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只会促令民众揭竿而起，加快整个王朝的倾覆，也会招致千古骂名，遭历史唾弃。

唐太宗很是虚心接受关于君王要敬畏民众的谏言，并落实在励精图治的施政措施中，从而开出了“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历史上，必须敬畏民众的原因，根植于民本思想。正如西汉初期的思想家贾谊所言:“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一一民众是最大的族类，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民众是千秋万代延续的根本，民为重，君为轻，民众也就是一切为君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对象。

这些思想在思考与表述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方面，虽然不足以跟今天现代民主社会所信奉的民本理论相比拟，但其中的合理认识，确实包含着真理。为官的根本在于坚持原则，廉与公、爱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原则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否则，就会玷污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毁坏了民众的事业，传统文化用了一个字:“方”，以形象地比喻这种必须坚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则性。

洪应明尤其强调:为人为官者在“治世”，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时代，应坚持原则性(所谓“处治世宜方”)，否则，谁缺乏了这种原则性，缺乏真切诚恳的心思，谁也就无异于乞丐，所作所为皆是虚浮。

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洪应明还强调“圆”，也就是随机应变的灵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谁为人处世倘如像个木头人，缺少应有的委婉、灵活、变通、机智和情趣，那他就易处处碰壁。从古今纵横来看，那些能建奇功、成伟业的成功者，多是虚心婉转、善于灵活变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机会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定是愚顽固执之人。

对此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但篇幅却不允许，于是，此处仅仅提楚汉相争的双方统帅一项羽与刘邦。

刘邦可谓虚心而又善于变通之士，他的磨下，能拥有诸如韩信、张良、萧何等一批当时的良将贤相，并直接依靠他们及他们所统率的千军万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时地利，虽屡经挫折，历经磨难，终踏上坦途，然后--统天下。再观项羽，却一味只会逞匹夫之勇，表妇人之仁，不听良言，一意孤行，冥顽不灵，麾下的忠臣不被重用，就是仅有的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谋略出众的范增，最终也免不了被气走气死，终使曾经实力雄厚、横扫天下的楚军，变成了一样草木皆兵的乌合之众，项羽本人最后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边的结局。

就在项羽临终前，他还固执地拒绝了最后一一个机会:不肯渡江到江东，不再图东山再起。显然，在大败后再求翻身的方面，项羽远远不及卧薪尝胆的勾践。项羽所争的，仅是一-时之胜负、一气之长短而已。正因为在应世处事上缺少“圆”，项羽虽是一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他也不能成为扭转乾坤的代枭雄。历史上，刘邦与项羽同生活在秦朝末期的乱世中，只是两人的性格有不同，处世应事的方法有圆与方、灵活与固执的差异，经过反复的较量，高下立见，成败即现，命运也就大异其趣。另外，洪应明还论及一一点:若一个人生活在叔季之世一末世(在古代以“伯仲叔季”做兄弟长少顺序的称谓中，以“伯”为大、为始，以“季”为小、为末)，也就是生活在朝代的末期，即由治世转向乱世的时期，那他就应方圆并用、原则与灵活并举，做到该坚持原则则坚持原则，该机智灵活则机智灵活。

关于处世的方与圆，柳宗元还这样讲:人应“方其中，圆其外。”一为人须在内心保持方正刚直，待人接物时则须灵活圆通。可见方与圆、原则性与灵活性两者之间，有着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显然，有圆无方的圆滑乖巧，或有方无圆的固执死板，都不是成功者所取之道。

那么，为官者的灵活性，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在补救时弊、应对变故时，不妨随事势的发展趋向，注意采取适宜的方法，注意运用变通的措施，因其势而利导之。比如，在惩治贪婪者时，不是单纯就讲一通廉洁的道理，而是有意激化他们的贪欲，欲擒故纵，使他们为此而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这样，就会使已利欲重心的他们，学会看淡利欲。再如，在调解矛盾争斗时，不一定就是劝解争斗的双方降气，而是为争斗的双方助威，把矛盾推行到极致，让包括争斗双方在内的众人，都看到其中的荒谬处，那么，就可以真正地平息双方争斗者的怒气。

下面这个故事，能很好地说明相关的道理。

清朝同治年间，浙江鄞县县令段广清在一次出巡的路途中，看到了-一群人在围观一个农民与一米店老板吵架，他即停步询问原因。

原来，这个农民在进城时，不慎踩死了米店老板所养的一只小鸡。于是，米店老板揪住了这位农民，以这个小鸡是特别的品种，只需再养数月，就可长至九斤重，按一斤鸡肉值-百文钱的市价来计算，坚持要农民赔偿九百文钱才行。

但农民身上仅带了约三百文钱。于是，双方-语不合，当街争吵了起来。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身为父母官的段广清平静地对农民说:“你走路不小心，踩死了别人的小鸡，理应赔偿。他要求九百文钱的赔偿费，并不过分。你现在所带的钱不够，你可以将你穿的衣服马上拿去典当，如果还不够的话，我替你补足。”农民无奈，只得将衣服典当了，得了三百文钱，再加上段广清补足的部分，米店老板心安理得地收下了这九百文钱的赔偿费。此情此景，农民及旁观者多心中不平，心中都很愤怒。

正当米店老板拿钱欲离去之时，他被段广清叫住了:“你的小鸡虽再养数月，就可重达九斤，但它死时，实不足九斤。人人皆知，养肥一斤鸡需一斗米。现在，你的鸡死了，可省下九斗米，既然你获得了别人的赔偿，看来，你也应将这省下的九斗米还给别人才合理嘛。”

闻此，米店老板不敢抗命，只能乖乖地向农民交出九斗米。此时，这位农民与旁观者，才恍然大悟，意识到段广清巧惩贪婪狡猾的米店老板的良苦用心。因为当时买一斗米的钱，就可买五至六斤鸡。这样，双方的争执就平息了。贪婪的米店老板，这回是赔了鸡又赔了米，似得实失，还招来了邻人的冷嘲热讽，日后再利欲熏心时，也就不能不有所顾忌了。

段广清不愧为一个善于为民解忧的清官。他能做到不以忧国为民之言作为哗众取宠的招牌、自卖自夸的广告，而是平平实实地做来，这不仅反映了他淳朴厚重的一面，也反映出了他老练稳重的一面:不自语自夸我有爱国忧民之心，从而不给别有用心者滋生出种种毁谤的口实。这也正是洪应明所欣赏的那类做法。

从前有位老翁，有一-女一-婿。在他的发妻死后，他又续弦，后妻生了一个幼子。

老翁预立下遗嘱，说明了遗产的分配方法。遗嘱上的几句话，没有一个标点符号。

老翁死后，大家把遗嘱启封，女婿看了，就想把遗产全部取去。因为按照他的点读法，遗嘱是这样写的:“七十老翁产一子，人日:‘非是也。’家业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

老翁的后妻不服，认为遗嘱写的，应该是说把遗产交给她的儿子，所以，就告到官府去。

经过县官判决:遗产应该交给老翁与后妻所生的幼子。

原来，照老翁的后妻和县官的读法，那个遗嘱是这样断句的:“七十老翁产-子，人曰‘非’，是也，家业尽付与。女婿外人不得干预。”

至于洪应明所说的“有其语则毁来”，可结合屈原的生平际遇来思考，此处就不展开了。

此外，居官者在施政与教化时，还要讲究相应的技巧。在这方面，洪应明所论及的三点内容，即使是到了今天，也还有值得领导者思索借鉴之处，它们是:

(1)在教化百姓方面，善于启迪百姓心智的人，总是依据百姓所易于明白的事理，来逐渐开通百姓的心智，并非一-味强硬地灌输为百姓所不可理解的内容;善于在社会中移风易俗者，总是以社会所易于接受的方式，逐渐酒过牧化，以接近乃至达到返现归真的目标，而不是轻易地矫正社会上的那些积习难返的问题。具体到对个别人的批评与教育，在批评时，语气不必太过严厉，要想到被批评者所可以接受的限度;在教育时，目标不要定得太高，要想到被教育者能否依从实行。

(2)待人处事均应留有余地，也就是人情不应堵死，话不说尽，事不做绝。正因为待人而留有余地，主事者也就可以有延绵无尽的恩惠与礼遇施予别人，就可以据此来维系人的那些永无满足一也可以说是充满了好奇与期待的心理。如果处事而留有余地，那么，主事者也就可以拥有不枯竭的才干与智慧，足以提防或应付日后的突发事变。在洪应明看来，-一个人事事都留有余地，那么，即使是天地鬼神(未知与神奇事物的代称)，也不敢忌恨和损害他。如果做事必求做满、求功必求全功者，即使是自己所在的团队内部不生变故，也会招致外在的忧患。想想，这也正是秉承历史智慧，到今天的我们还依然强调“谦受益，满招损”的缘故之一吧。

(3)对他人(包括下级)施以恩惠，予以奖赏，应该由浅人浓，先低潮后**。否则，先浓后浅，由高峰跌入低谷，他人也就不会记住并感念这种恩惠奖励的。对他人显示诸如法制纪律的威严，就应该开始于从严，然后趋向于从宽，否则，先从宽后从严，他人就会埋怨执政行法者过分残酷，不近人情世理。

洪应明尤其强调，对于别人的不足，要婉转地予以弥补缝合，否则，对此予以过分的渲染张扬，那是以短攻短;对于别人的固执，要善于感化教诲，否则，对此轻动忿怒而又生嫉恨之心，那只不过是在固执之上再加固执的表现罢了。这些，举重若轻，均可视为不激化矛盾，进而最终解决矛盾的有效手段。

关于以上三点，主要是想给读者留下更多结合历史与现实的例子而做举一-反三之思的机会。读者诸君，可别以为以上那么多在道在情之理，仅是针对为官从政者而言的，因为为官的原则与技巧，首先是为人的原则与技巧。否则，为人不讲原则，为官也不会有原则。